“西化”的名词之争

来自：一五一十部落头条
作者：哈库纳马塔塔

这些年，几本“中国”如何的书——有“说不”和“不高兴”的，有要“站起来”的(不好乱扣“帽子”，暂用“站起派”称呼这些人吧)，总的来说要扬中国人和中国文化的志气，灭西方人和西方文化的威风。

为了不犯和“站起派”一样的错误，我们设身处地站在“站起派”立场思考一下：他们也不会“全盘否认”中国有学习外国文化的必要，他们反对的是“崇洋媚外”“全盘西化”。不当洋奴，态度旗帜鲜明，但是操作上有些难度：怎样才算“站起来”，学多少西方文化才不是洋奴——10%？30%？还是49%以下？就像某些国有公司绝对控股的要求一样。反过来，要批判“全盘西化”的洋奴，说他们100%中国文化都不要，也不符合实际情况。

好多情况下，让有人不高兴的是一个“说法”而已。“说法”的真实意思，不高兴的人们未必搞得清，也不想搞清。搞清了就没了不高兴的理由了。

有段相声，许多年前李建华、石富宽合说的，在民间流行很广。

《五毛钱俩》——

傻子:卖拉,卖拉,鸡蛋5毛钱俩,鸡蛋5毛钱俩!

客人:好,来一块钱的。

傻子:不卖。

客人:嘿,你这人怎么做生意的?

傻子:5毛钱俩!我妈说了,怕我让人给骗了,只卖5毛钱俩!

客人:来5毛钱的,(给钱给蛋)；来5毛钱的，（给钱给蛋)。

客人:嘿,这不就是一块钱的吗?(手指傻子笑)

傻子:嘿嘿嘿嘿,瞧你那傻样!

《五毛钱俩》有些粗俗，拿弱势群体开玩笑。

我们还有不粗俗的，出自我们最地道的传统文化道家经典中的经典。《庄子齐物论》有个著名的“ 朝三暮四”故事：

狙公赋芧，曰：朝三而暮四。众狙皆怒。曰：然则朝四而暮三。众狙皆悦。

台湾国学大师傅佩荣评价庄子完全符合西方所谓的“哲学家”标准，亦即“爱智者”，因为智慧是指“完整而根本的觉悟”。傅佩荣谈“ 朝三暮四”的心得说：

庄子希望大家明白：“道”是万物的来源与归宿，万物都在“道”的里面形成一个整体。他接着说：只有明理的人知道万物相通为一体，因此不再争论，而寄托于平庸的道理上。平庸，就是平常日用的；平常日用的，就是世间通行的；世间通行的，就是把握住关键的只要觉悟“道”是一个整体，就不会计较名称与实质的改变了。因为，真正改变的只是名称，以及随着名称而使人“以为改变的”实质。

很多人反对的，是“西化”这个名词，“全盘西化”就更犯了众怒。

中国人重名，好面子，做一件事，“名正言顺”甚至比“实”还重要。对国情的了解，莫过于改革开放总设计师邓小平。“黑猫白猫”论，“不争论姓社姓资”，闷头发展，不能不令人钦佩邓公的高明。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一国两制，堵住了多少张要争论的嘴。

提出“全盘西化”概念者，显然是文人，不是政治家。换了政治家起名，就说是西方文化“中国化”——在本土上“中化”西方文化，岂不叫中国人更有面子，让更多人接受，“化”的成功性要大很多。这样才能结成最广泛的“统一战线”嘛。中国革命的历史上曾把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和中国具体革命实践相结合，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

换个名称，对大家都好。

实际上“全盘西化”的鼻祖胡适在70多年前，就意识到了“全盘西化”叫法容易引起争论的问题。他那篇写于1935年6月22日的著名文章《充分世界化与全盘西化》，说得明明白白，只不过如今读过的人比较少，大家只顾得自说自话而已。这里摘要引用一下：

二十年前，美国《展望周报》(The Outlook)总编辑阿博特(Lyman Abbott)发表了一部自传，其第一篇里记他的父亲的谈话，说：“自古以来，凡哲学上和神学上的争论，十分之九都只是名词上的争论。”阿博特在这句话的后面加上一句评论，他说：“我父亲的话是不错的。但我年纪越大，越感觉到他老人家的算术还有点小错。其实剩下的那十分之一，也还只是名词上的争论。”

那一年(一九二九)《中国基督教年鉴》(Christian Year book)请我做一篇文字，我的题目是“中国今日的文化冲突”，我指出中国人对于这个问题，会有三派的主张：一是抵抗西洋文化，二是选择折衷，三是充分西化。我说，抗拒西化在今日已成过去，没有人主张了。但所谓“选择折衷”的议论，看去非常有理，其实骨子里只是一种变相的保守论。所以我主张全盘的西化，一心一意的走上世界化的路。

“全盘西化”一个口号所以受了不少的批评，引起了不少的辩论，恐怕还是因为这个名词的确不免有一点语病。这点语病是因为严格说来，“全盘”含有百分之一百的意义，而百分之九十九还算不得“全盘”。其实陈序经先生的原意并不是这样，至少我可以说我自己的原意并不是这样。我赞成“全盘西化”，原意只是因为这个口号最近于我十几年来“充分”世界化的主张。

所以我现在很诚恳的向各位文化讨论者提议：为免除许多无谓的文字上或名词上的争论起见，与其说“全盘西化”，不如说“充分世界化”。“充分”在数量上即是“尽量”的意思，在精神上即是“用全力”的意思。

我的提议的理由是这样的：

第一，避免了“全盘”字样，可以免除一切琐碎的争论。例如我此刻穿着长袍，踏着中国缎鞋子，用的是钢笔，写的是中国字，谈的是“西化”，究竟我有“全盘西化”的百分之几，本来可以不生问题。

第二，避免了“全盘”的字样，可以容易得着同情的赞助。例如陈序经先生说：“吴景超先生既能承认了西方文化十二分之十以上，那么吴先生之所异于全盘西化论者，恐怕是厘毫之间罢”。依我看来，在“充分世界化”的原则之下，吴景超、潘光旦、张佛泉、梁实秋、沈昌晔……诸先生当然都是我们的同志，而不是论敌了。

第三，我们不能不承认，数量上的严格“全盘西化”是不容易成立的。文化只是人民生活的方式，处处都不能不受人民的经济状况和历史习惯的限制，这就是我从前说过的文化惰性。你尽管说基督教比我们的道教佛教高明的多多，但事实上基督教有一两百个宗派，他们自己就互相诋毁，我们要的是那一派?若说，“我们不妨采取其宗教的精神”，那也就不是“全盘”了。

胡适太了解中国国情了——折衷的骨子里是一种变相的保守，所以他才说“全盘西化”。尽管这样，他还是及时改了口——改成“充分世界化”，以避免名词之争。

与胡适意思不谋而合的是，鲁迅在《三闲集无声的中国》打了个著名的比喻：中国人的性情是总喜欢调和，折衷的。譬如你说，这屋子太暗，须在这里开一个窗，大家一定不允许的。如果你主张拆掉屋顶，他们就会来调和，愿意开窗了。没有激烈的主张，他们总连平和的改革也不肯行。

唐德刚先生说：

一言以蔽之，我们大概可以说，一部中国近代史便是一部“传统中国”向“现代西方”转变的“转变史”（history of transformation）。这一转变的过程，早期的史家，名之曰“西化”。目前的学人则改呼为“现代化”。其实这两个概念的疆界实在不易划分，不过人类毕竟是个有“历史感观”（sense ofhistory）的动物。历史往往也是解释概念之争的最佳工具。

就以吾人现代生活中的刷牙为例吧！“刷牙”这项卫生习惯，是从西方传来的。它在十九世纪的中国，大概可以叫做“西化”或“洋化”了。可是刷牙在今日中国都市生活中却变成不可或缺之一部分，那我们就只能把它列入“现代化”的范畴了。

文化整合有着重要的社会学上的结果，并冲击着社会学和社会心理学中几个未决的问题。首当其冲的是关于社会是否是有机体的论争。多数现代社会学家和社会心理学家煞费苦心地主张，社会不是也永远不可能是凌驾于组成社会的个体意志之上的东西。正象他们的部分论点那样，他们猛烈地攻击了“团体迷妄”（group－fallacg），他们认为，这种解释会使思维与行为成为某种神话实体——团体——的一种功能。另一方面，那些研究互异文化——在那里，有关资料十分清楚地表明，各种个体心理定律都不足以解释那些事实——的学者常以不可理喻的神话或措词来表达他们自己的观点。他们象涂尔干那样喊道：“个体并不存在。”或象卡洛伯（kroebre）一样，他们用他称为超有机体（Superorganic）的力量来说明文化进程。

从很大程度上来讲，这是一场言词之争。没有一个所谓的有机论者会真正相信，在文化中，除了个人意志之外还会有其他的意志体系；而另一方面，即使象阿尔波特（Allport）这样有力批判“团体迷妄”的人，也承认对群体进行科学研究的必要性，他认为这是“社会学的特殊科学领域。”在那些认为有必要把群体设想为不只是个体之和的人与那些否定这种观点的人之间的论争，已在研究不同资料的学者中广泛开展。涂尔干从对文化差异尤其是对澳大利亚文化的早期了解出发，常用比较含混的措词，反复重申文化研究的必要性。而另一方面，更多地是与我们自己的准标化文化打交道的社会学家，却企图把那种在他们研究实际上并不需要的方法论推翻。